50年前的5月23日:西藏的新生
2004/05/21
nbsp;    50年前的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在北京签订(简称“17条协议”)。从此,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羁绊,在祖国多民族的大家庭中,走上了社会主义发展进步的光明大道。

划时代的一天

1951年4月,一个对中国现代历史具有深远影响的谈判在北京拉开帷幕。

   长长的谈判桌两边,一边坐着中央人民政府的全权代表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另一边坐着西藏地方政府全权代表阿沛·阿旺晋美、凯墨·索朗旺堆、土丹旦达、土登列门、桑颇·登增顿珠。

   谈判并不顺利,当中央政府的代表提出将滞留在青海的班禅的地位、职权等问题写入协议时,西藏地方代表认为没有权利处理此事,表示难以接受,谈判几乎破裂。

   50年后,全国政协副主席阿沛·阿旺晋美在北京的住所回忆道:“可是过了几天,孙志远来对我说,‘我们应该恢复谈判,我们建议这样提:维持十三世达赖和九世班禅彼此友好相处时的地位和取权。这样行吗?’我说,这样的提法我们可以接受。于是,谈判又恢复了。”

   时任阿沛副官的金中·坚赞平措,现在是西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他说:“经过几番谈判,17条协议里面15条达成了一致意见,有关剩下的两条问题从北京给达赖打电报请示,那时我还会用数字发电报。达赖在回电中说,在西藏不需要驻那么多解放军,中央派一个代表就可以了。”

   早在1940年,抗日战争的烽火燃遍中国大地的时候,国民政府颁发命令,正式批准5岁的青海儿童拉木登珠为十四世达赖喇嘛。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从重庆亲临拉萨,以中央代表的身份,主持了十四世达赖的坐床典礼。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达赖携带大量财宝,逃到边境小镇亚东,随时准备逃往印度。昌都战役后,西藏地方政府决定接受中央和平谈判方针,派出的5名代表,3 名由昌都经四川到北京,亚东的2名代表则绕道印度到北京。

   今年整整90岁的阿沛·阿旺晋美,对谈判中的一些细节记忆犹新:“从印度过来的两名代表带来了5条谈判条件,其中有一条,就是要求解放军不要进驻西藏,已经驻扎在昌都等地方的解放军全部撤回去。我们认为,既然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部分,又要求解放军不要进藏,这种提法不妥。”

   作为历史的见证人,阿沛·阿旺晋美感慨地说:“在我们这个由各民族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各民族在长期历史发展中形成了互相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已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签订‘十七条协议’,正是顺应了这个历史发展的总趋势。”

   经过25天艰苦细致的谈判,中央人民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终于签订了和平解放西藏的“17条协议”。1951年5 月23日,经过充分协商和坦率认真的讨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在中南海勤政殿祖国的国徽和国旗下,庄严地签字。

   这是西藏划时代的一天,也是西藏纳入中国版图700 多年来最值得铭记的瞬间。这个协议的签订,使西藏永远摆脱了帝国主义的羁绊,回到了平等、友爱、互助、团结的祖国大家庭。

   协议签字的第二天,毛泽东在勤政殿设宴招待和谈代表和在北京的十世班禅。

   当时坐在毛主席身边的阿沛·阿旺晋美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几句话:“今后,在这一团结基础之上,我们各民族之间,将在各方面,将在政治、经济、文化等一切方面,得到发展和进步。”

   毛泽东历史性的预见,被50年来西藏社会各方面的发展进步所证明。

   历史的必然选择

   鸦片战争以来,在中华民族共同遭受帝国主义欺凌的耻辱和苦难之中,藏族人民同样未能幸免。1888年和1903 年,英帝国主义两次入侵西藏。1904年8月,英国军队进占拉萨,用剌刀逼迫西藏地方政府签订《拉萨条约》。和其他侵略中国的列强一样,英国军队用武力侵略了西藏,却向西藏地方政府索要战争赔款。由于西藏地方政府民穷财竭,直到1908年,清王朝中央政府向英国赔偿了120万两白银,英国侵略军才从西藏的边境亚东撤军。

   1911年,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中宣布: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当时的五色国旗象征了五族共和。

   由帝国主义势力培植的西藏上层亲帝分子,加剧分裂祖国的活动。在1913年的“西姆拉会议”上,英国代表与西藏地方代表勾结,划分中国与西藏的内外藏分界线。所谓的“外藏”包括现在的西藏自治区面积和原西康省大部地区,一切政教事务中国一概不得过问,实际上就是“独立”。这个旨在分裂中国的方案中国中央政府代表理所当然未予签字。1946年的“泛亚洲会议”,在西藏上层的亲帝分子活动下,会场竟挂出西藏的“雪山狮子旗”,提供的中国地图也缺少了西藏部分。后来由于中国代表的抗议,最终撤下了旗帜,更换了地图。

   1949年,正当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即将解放全中国的时候,帝国主义分子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制造“驱汉”事件,即借口拉萨的汉人中有共产党,将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工作人员、家属和在拉萨经商的数百汉人,全部遣返内地。不久又派出“亲善团”,寻求外国势力支持“西藏独立”。西藏亲帝分子一系列分裂祖国的行为,引起全中国人民的愤慨,更引起新中国领袖的高度警觉。党中央、毛主席决定“解放西藏宜早不宜迟”,同时又根据西藏的实际,在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的前提下,努力争取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解放西藏。

   和平解放西藏的举措,一开始就得到了广大西藏民众和爱国上层宗教人士的支持。十世班禅致电毛主席和朱总司令,表示拥护中央政府,希望早日解放西藏。居住在祖国内地的藏族各界人士,纷纷集会或是发表广播讲话,倡导和平谈判。青海、四川、甘肃等省先后派出的劝和团进藏,希望西藏地方政府协助解放军进藏,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实现祖国大陆的统一。

   西藏反动上层却置全国各族人民和平的愿望于不顾,积极扩充藏军,企图用武力阻止解放军进藏。

   历史前进的步伐是不会停止的。1950年10月,在金沙江边蓄势待发,等待西藏地方政府接受和谈的18军先遣部队,以打促和,实施昌都战役,打开了西藏和平谈判的大门。

   在中央政府正确的民族、宗教政策的感召和西藏上层爱国人士的努力下,1951年1月,西藏地方政府同意派出代表到北京进行和平谈判。

   开创西藏新纪元

   在西藏有文字记载的1000多年的历史中,记载了三次谈判所带来的三次重大的历史转折。

   拉萨大昭寺前,至今还矗立着公元823年建立的“唐蕃会盟碑”。历经千年风雨,藏汉两个民族和睦相处的历史,都镌刻在石碑上:舅甥二主,商议社稷如一,结立大和盟约,永无渝替!神人俱以证之,世世代代,使其称赞。

   1247年,西藏萨迦派领袖萨班·贡嘎坚赞在凉州与蒙古皇子阔端谈判,议定了西藏地方归顺的条件,尔后发出 “告蕃人书”。这份布告要求西藏各部落、各教派表示归顺。随着元朝的建立,西藏正式纳入中国版图。

   1951年在北京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17条协议”,使帝国主义分裂中国西藏的阴谋彻底破产,中国各民族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了大团结。

   史实证明,历史上这三次祖国与西藏紧密联系的重大事件,都对西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尤其是“17条协议”的签订,堪称西藏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转折。从此开创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从落后走向进步、从贫穷走向富裕、从封闭走向开放的新纪元。

   然而,黑夜被黎明驱逐出大地之前,总是会拖下长长影子。虽然17条协议给西藏的改革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规定了西藏社会改革的方向和途径--“有关西藏的各项改革,中央不加强迫。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人民提出改革要求时,得采取与西藏领导人员协商的方法解决。”但是,西藏反动上层不顾历史发展的规律,不顾西藏人民的愿望,背信弃义,公然撕毁17条协议,发动武装叛乱,妄图将西藏永远停止在中世纪。

   50年前的西藏,已在封建农奴制度下呻吟了700多年,居住在世界最高处的藏民族还生活在世界的最底层。一部统治了西藏社会整整1000年的《法典》,给人划分了森严的三等九级,下等人命价仅为草绳一根。地方政府可以设立法庭和监狱,大寺庙里可以设立法庭和监狱,甚至在领主的庄园里,也可以私设监狱。剜眼、砍手、断足、剥皮等等,刑法极为野蛮和惨酷。占西藏总人口不到5%的三大领主,却占有西藏全部的生产资料。藏族民谚中描写道“ 农奴身上三把刀,差多、租重、利钱高;农奴面前三条路,逃荒、为奴和乞讨”。

   分裂分子叛乱的枪声敲响了封建农奴制度的丧钟,使17条协议规定的改革得以提前进行。

   民主改革使西藏百万农奴第一次获得做人的权利,拥有了自己的土地和牲畜,迸发前所未有的生产热情。

   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标志着西藏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治体制得以确立,我国宪法赋予少数民族人民享有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在西藏得以实现。

   50年来,中央政府和全国各族人民十分关注和支持西藏的发展进步。改革开放以后,中央连续召开的三次西藏工作会,每次都给西藏注入巨大的活力。

   20世纪最后的7年,西藏经济社会发展进入最快的时期之一。去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17亿元,增长速度连年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了粮油肉基本自给,绝大多数贫困人口解决了温饱问题,部分群众的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西藏,以崭新的面貌跨入了21世纪。

   世界屋脊半个世纪的沧桑巨变,始自和平解放,始自 17条协议。这个从西藏人民根本利益出发的协议,如同一座矗立在雪域高原的丰碑,见证着西藏的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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